请习近平男先生讲讲，到底什么是“青年兴”？

                            请习近平男士讲讲，到底什么是“青年兴”？

                                                  孙丰张健

 

“青年兴，国家兴”是一句日常话，十三亿人的国家元首连句日常话都说不囫囵，说不清楚，说不准确，中国之对于中共，还有什么希望可寄？中共之对于中国，还有什么可被信托？国民对什么抱希望去？习近平再正派，再有雄心，可连句日常话都说不准确，又到哪里去谈个人智慧？造出“青年兴”这等句式的人，又用什么来培育境界？又哪来的境界？须知，人生的境界要靠知识上的不间断地更上一层楼呀。你不更上一层楼，又怎知此层楼所穷之不足？连自己的足不足都弄不明白，又用什么来对社会发展作出有效判断？用什么去知晓社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何为根，何为末？又怎么去知晓孰个决定孰个？这共产党是覇国还是治国也就可想而知了。


“兴”这个词说的是事物所处的状态，如兴起、兴盛、兴旺、复兴、中兴……等等。但“青年”这个词的本身就已是事物的状态。因为人也是事物，是事物就有质、有关系、 有状态。不论青年、少年、壮年还是老年，所给出的都是生命所处的或成熟所达到的状态。青年就是刚刚从弱冠进入成人，近于成熟却还保留了少年时期的朝气蓬勃的年龄段的人。习近平把“兴”缀在“青年”后面，他却不知这实际上是缀在一个特定年龄段的后面，这是为的哪般？用“兴”对“青年”作的限制，又能修饰出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造一个句，得让读的人明白这句子说的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得能够通过分解，从一个个环节的间的联系里，还原出可直接经验的意思。这两个成分根本就不搭界，构不成语义联系，又哪来的意思。“兴”或者述说“起始”，或者述说“旺盛”。如“兴起”，“兴盛、兴旺”等等。照此语义，“青年兴”就是“青年兴起”，或者“青年旺盛”，这在语义上能通吗？因为无论青年、中年、老年都是事物的实际状态，人也是事物，年龄段就是人这一事物在岁数上的不同状态，年龄段根本就不存在兴不兴的问题。


“兴”是用来述说既可能有发展与强盛，也可能有衰微与暗弱的事物或时势的。只有相对着衰败来说才可能有“兴盛、兴旺”或“复兴、中兴”的成立。青年是人的生命的一个阶段，做为阶段性它对任何人都是绝对的，不存在兴起或衰微，也没有旺盛或低谷，更不存在复兴或中兴。人的生命是一个形成----成长----成熟----老化----终结的发展演化过程，其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绝对的，因为其所说不是人，而仅仅是人的生命的阶段性。各说一个特定阶段，哪有什么变化，既不能兴盛，也不存在衰微。所以就没有“青年兴”这种事。

有时，“兴”可用来修饰对象，如“兴邦、中兴、复兴”，被修饰的对象是国家或社会，国家或社会的发展变化处在或达到的状态，或在什么时间，什么阶段所达到的状态。可还有些词，如“兴盛、兴旺”等，是两个并列成分合成的一个思想，是这个思想而非这个思想的各个成分来描述事物或时势的状态。

“青年兴”这个句式根本就不成立。因为它不能被还原，青年这个词本身就是对生命作的修饰或限制，即在整体生命里限制出特定的一段，这已经完满了，不能再加限制了，即不能被“兴”来修饰或限制。因“兴”所修饰或限制的不是做为青年的人，而是人的某个年龄阶段。


习近平要说的不是“兴”，而就是“青年人”，他是要说青年是民族或国家的希望，这是早已有之的说法，而且还有毛泽东的家喻户晓的在莫斯科与留学生的谈话。即“希望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蒂还是你们的”。“国家兴”这个句式成立，因为国家的发展样态是不定式的。“青年兴”却不成立，因为青年是个绝对定式的年龄段，年龄段就是年龄段，既找不出“兴”的状态，也找不出与“兴”相对的状态。从习近平进入公众视野，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出访还是在国内的场合，许多讲话都经不起推敲。他们这帮人讲的话，大多都只表达意志，在概念与概念的联系间没有严密的关系解析。讲话没品味，没境界，错话，说不通的话太多。

处在这种理性阶段的人能站高，能看远？我们表示怀疑！因而说对习近平的指望，我们感觉似乎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玻璃上的苍蝇，有光明，却看不见前途。

达赖喇嘛尊者在德国与欧洲华人座谈

达赖喇嘛尊者在德国与欧洲华人座谈
                        “汉藏亲情永世和睦——达赖喇嘛尊者与欧洲华人座谈会”在德国黑森州首府威斯巴登举行，关注西藏问题的欧洲华人代表与正在这里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对话和交流。
    
   
     本次座谈会由达赖喇嘛尊者驻瑞士日内瓦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以及欧洲的中国民运组织共同筹划安排，来自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匈牙利等地的民运人士、侨界人士、留学生等七十多人出席。达赖喇嘛尊者在座谈会上进行了演讲并同与会者座谈。
    
     座谈会由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主持。座谈会开始前，潘艾茗代表与会者向达赖喇嘛尊者敬献了花篮、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代表蒙古族敬献了哈达、欧洲蒙维汉藏协商会的新疆人士向尊者赠送了一顶新疆小帽。
    
     达赖喇嘛尊者在座谈会的演讲中再次强调以“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在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尊者同时认为，面对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民主是“一药治百病”的良方。
    
     达赖喇嘛尊者说，中国是世界的人口大国，也渐成经济强国，中国应该也有能力服务于世界。他曾经很高兴的看到，胡锦涛执政之初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可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却越来越不和谐。尊者指出，不是和谐的目的不对，而是方法错了，中国当局一直使用打压和高压方式。最近，北京派军警到新疆进行严打，这样的方式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高压只能让人们产生更多的怨恨。和谐社会应该合情合理地尊重和保障各民族的民主和文化传统。尊者说，中国政府注重的是掌握权力，对社会有恐惧感，所以无法实现和谐。
    
     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对西藏问题，中共当局依然用歪曲的宣传，对他进行妖魔化，导致中国民众根本不了解他本人和藏人的真实追求，即是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尊者说，由于中共当局不断制造谎言，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前，汉藏几乎没有交流。“六四事件”之后，血的事实让汉人开始反思，汉藏双方开始接触。但在二〇〇八年中国举办奥运会时，中国政府加大宣传藏人在火炬传递过程中的干扰。尊者回忆说，他一直是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的，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曾对他说过，达赖喇嘛尊者的公开支持在决定中国获得奥运举办权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达赖喇嘛尊者还说，他与倍受中国政府抨击的维吾尔人士热比娅见面，与她讨论过民族在未来争取权利的方式应该是非暴力和真正自治，而不是分裂和独立。尊者笑着说，“我对她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按道理中国政府应该感谢我。”
   
     达赖喇嘛尊者在谈到中国的民主进程时再次强调，西藏有句俗语“一药治百病”，这个药是民主，如果中国是民主和法制社会，这些民族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如果要避免中国民主化过程中出现混乱，首先要知道，我们有权利了解真相，相信中国的十三亿人了解这些真相后，有分辨对错、真假和善恶的能力。所以开放一直被中国政府垄断的媒体、讯息透明化很重要。另外中国的司法一定要独立，司法要达到国际的高度。
   
     达赖喇嘛尊者最后说，今后他将致力于两个目标：一是提升人类的信仰，一是促进不同宗教间的和谐共存和沟通。他期待有一天能够回到中国，回到西藏。他说，“退休后，我现在是个自由的人了，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回去，我想做提升信仰的工作，我也想洗清中国政府加给我的‘魔鬼’的罪名。”
   
     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紧凑的日程中，特别安排时间专门会见了离开中国不久的作家廖亦武。廖亦武转达了国内作家王力雄、唯色、刘晓波、刘霞等对尊者的问候，并将自己中德两种版本的《我的证词》赠给尊者，书中的题词是“送给慈父般的尊者，漫漫长夜里的明灯”。达赖喇嘛尊者握着他的手问道：“你在狱中受过酷刑吗？”廖亦武说：“我自杀过两次，都记载在书里了。独裁统治虽然可怕，但在历史长河中，却是短暂的，会被人们遗弃和遗忘，可宗教和文化圣贤们的精神财富会被传承下来，流传下去，永远抚慰人类的心灵”。达赖喇嘛尊者说：“这个你懂得，但他们不懂得。所以你比他们有未来。”
   
     达赖喇嘛尊者此次是应黑森州政府的邀请二十二日到达德国进行访问的。此次欧洲之行，达赖喇嘛尊者还访问了法国、爱沙尼亚和芬兰。
   
     出席座谈会的人士有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监事会主席张健、秘书长潘永忠、全德学联主席彭小明、《欧华导报》主编钱跃君、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徐文利、欧洲汉藏友好协会主席洛桑旺堆、副主席毛小敏、欧洲蒙维汉藏协商会副会长百合提亚、发言人艾江、德国台商会会长郭琛、“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德国的著名侨领刘卓行、曾世雄等。